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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各方博弈就像搓麻,谁都不是药神中国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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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医生陈明红今年2月份又只拿到了元的绩效奖金。最近半年来,因他所在的呼吸内科医保经费超标,全科的人都被扣钱,奖金只能按保底金额发放。

医保*策为何让辛苦工作的医生反而被扣了钱呢?

陈明红举了个例子:在医保支付方式里,有一种叫“单病种付费”,即医保部门只按照患者该次医院支付医疗费用。例如,患者因结肠息肉住院,结肠息肉就是“单病种”,按规定,该病种的医保额度是元。如果超出这个金额,医院就会被直接扣钱,扣的钱最终会落实到医生头上。

有一种治疗方法是在结肠息肉的蒂部“打夹子”,让其因缺血而自行脱落。如果有位患者患有较多的息肉——例如长了10多个息肉,一个夹子的平均费用是元,10个夹子就是0元,再加上圈套器,以及后续的止血费用,算下来,他的全部治疗费用会超过元。

这就给医生出了一个难题:进行正常治疗,就要被扣钱;不按医疗方案做,又如何向病人交代呢?为此,医生想出一个“聪明”的对策:将本来一次就能完成的手术分成两次做——这次治疗5个息肉,一个月之后再治疗另外5个,这样,每次所花的费用就不会超标了。

但是问题又来了:医保*策规定,平均同医院每年的住院次数不能超过1.1次,如果超过了,医保管医院支付医保费用,医院,还是会去扣责任医生的钱。这样一来,医生做得越多,自己就亏得越多。

因医保扣钱而造成个人收入减少,成为医生对现有医保*策新一轮集体吐槽的焦点。与此同时,医保资金浪费和医保支付压力巨大的现实,也是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所面临的严峻挑战。作为本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最后一个亮相的机构,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挂牌一个月来,还看不到有什么大动作,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,尽管仍有不少阻力,但国家医保局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。

医院的住院部,与患者签订的“先住院后付费”协议书。图/中新

“控费”与“穿底”

医院副主任医师张琳琳(化名)医院住院,做了一个切除脂肪瘤的小手术。但手术稍稍有点麻烦的是,脂肪瘤不巧长在左肩胛骨关节囊上方,无法确定是良性还是恶性,以及手术是否影响关节功能,因而需要加做一个CT检查。在该市,这样一个手术的医保定额是元,如果多做一个CT检查,就有可能会导致医保超标。

“就算我在住院期间自费检查这一项也不行,因为对于医保患者,医保中心不光要审核医保报销部分,还会考察这一次治疗的总费用。对于作为患者的我来说,如果前期花的钱多了,给医生后续治疗留的空间就不大。为了省钱,医生有可能不敢用好药,在缝合伤口时不敢使用无需拆的缝线,而使用便宜的普通缝线,就会在我肩膀上留下难看的疤痕。万一再发生术后感染,成本就更高了,医保肯定会超标。”张琳琳解释说,为避免同事被扣钱,也为了自己得到最好的治疗,她就自费在门诊做了CT检查,并在术后当天就出了院。

身为医生,张琳琳在成为患者时,更加能够理解同行的处境,并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。但对于普通人来说,如果不是对医保*策有深入的了解,很难为自己做出一套细致的考量。

当被问及医保*医院做出种种束缚时,医生们的回答都是——“因为医保没钱了!”

在网上搜索“医保穿底”,确实会搜到很多新闻。例如,年,湖南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公开拒收长沙市的医保患者,规定“长沙市医保,除危重病人外,只能提供门诊就医,暂不能办理入院就医”。这是因为,长沙市医保长期拖欠湘雅二院医保结算款,医保额度也早已超支,医院不得已,只能拒收医保病人。

就在去年年底,医院停用的消息接连传出:医院下发通知,大面积停用医疗耗材,致使正常的治疗受到影响。医院的医生则透露,普通外科手术大部分止血材料都停了,手术量明显下降。

当时,这些消息所引发的关于医保资金亏空、医疗水平因耗材停用被迫倒退、医院将不再收治病人等说法传得沸沸扬扬。而实际上,这场风波的主要原因在于,临近岁末,医院为了完成卫生部门的年度考核目标,而实行突击控费。

中国现行的三大医保体系—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(新农合)的运行时间都不算久远。在此之前,中国实行的是针对国家公职人员与企业职工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,而农民能够获得的医疗保障是极为有限的。

年,江苏镇江、江西九江两地试点城镇职工医保改革;而新农合则始于3年;7年,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开始建立,至此,中国的全民医疗保险才全部完善。

伴随着全民医保的建立,医保经费开始爆炸性增长。据中山大学*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刘*强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刘凯等人的统计,从年起,中国的卫生总费用花了28年才达到1万亿元的规模。然而,第二个万亿仅用了4年时间,第三个万亿则不到3年。年~年的35年间,卫生费用年均增长率超过17.6%,远高于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速。按照这一趋势,卫生总费用将在年达到10万亿元,在年达到50万亿元,年达到万亿元。而医保费用则占卫生总费用的60%以上。

根据刘*强等人的计算,三大医保制度目前财务状况尚可,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大量结余。但在10年后,三大医保项目就会面临财务失衡的问题。其中,职工医保当年赤字将出现在年,新农合与居民医保将分别在年和年出现当年赤字。而从年到年,三大医保的累计结余将逐一消耗完毕,进入到累计赤字阶段。

对于面临的这一形势,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:“目前,医保基金处于合理运行区间,医保的目标首先是保障参保人员权益,其次才是控费。”他说,“即使医保基金充足,也需要控费。现在的问题是,医疗服务浪费现象很严重。”

从这位官员的回应可以看出,医保控费的直接目标是遏制医疗资源浪费,长期目标才是避免穿底风险。具体怎么控?决策部门将支付方式改革当成突破口。

过去,医保实行“按项目付费”。简单地说,就是患者做了哪些检查、开了哪些药、做了什么手术,每一项都按医保目录里规定的金额,由各地医医院。

在这种支付方式下,医院做多少治疗就能拿到多少钱,医保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。据了解,医院收入的7%来自*府财*拨款,剩下部分平均有60%来自于医保经费。

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、医院管理公司创始人段涛解释说,北京、上医院,由于外地自费病人多,对医保的依赖程度较轻,而一些二、三、医院,患者主要来自本地,因此它们的运行严重依赖医保经费。

山东省东医院是当地成立最早、医院,该院医保办主任林泉表示,过去按项目付费,虽然也有一定的额度限制,但基本上没有约束力,花超的部分最终仍会由医保中心买单,在大家的脑子里,根本就不存在医保超标这根弦。

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王大光(化名)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医院外地自费病人多,对医保依赖度低,不会把高血压患者收住院,但在中西部地区,医院就设有高血压病房,收治的都是普通高血压病人。”他解释说,这是因为,在当地,高血压的门诊报销比例太低或几乎没有,而住院报销比例高。在这种情况下,医院就和患者联起手来,套取医保经费。

对于医保控费下的各种乱象,段涛说,在医疗总费用基本稳定不可能大幅增加的前提下,医保涉及的4方就像4个人在搓麻将:*府想少花钱多办事,医院想多赚钱,医生也想多赚钱,患者想自己少花钱,让*府多掏钱,每一方都想赢。“然而打过麻将的人都知道,搓麻将不可能4方都赢。”

段涛分析说,在这场博弈中,彼此之间除了相互算计之外,也会有临时结盟,有时是2对2,有时是3对1。这其中,医院、医生与患者三方联手的机会比较多,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,就是多花*府的钱。这就造成了不管*府投入多少钱,都架不住“3P联手”做局,常常令医保经费面临崩盘的危险。当医保经费有穿底风险的时候,医院的医保经费封顶,在这种情况下,医院就开始盘算怎么对付医生和患者,不让自己到手的钱被二者用光了。

“总额预付制”与“医保的恶”

在这场博弈中,*府当然不会坐视另外三方的长期联手。年,国家人社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》。年,国务院又发布了《“十二五”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》。在这两个文件的推动下,全国多地医保都开始推行“总额预付制”。

所谓总额预付,就是将医保资金按照一定的分配标医院,然后按月预付,年终总结算。如果医保的实际支付额低于事先确定的额度,结余部分医院;如果超支,超支部分由医保和医疗机构分担。与此同时,医院上一年度的实际医保费收入额,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其下一年度得到的预算总额。

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、公共*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分析,在这种制度下,医院的最优选择是超支,也就是将实际医保费用发生额做到预定额度之上,医院当年能够拿到最多的医保资金,另一方面,也做大了下一年度乃至今后若干年度的医保预付额度。但根据上述规定,一旦超支,超医院来承担一部分,也就意味着医生要被扣钱。

总额预付制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医保经费穿底的风险,医院管理水平问题,这种支付方式对于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往往作用甚微。总额预付的核心目的就是控费,这会影响医生的收入、临床诊疗策略,进而影响患者的权益。

比如,陈明红所在市的医保中心就规定,拥有城镇医疗保险的患者,住院费用分为三个等级,第一个等级是元,第二个等级是元,第三个等级是0元。假如一名患者住院期间花了元,医院支付元,多出来的0医院多赚的。但如果患者在住院期间花了1元,因为没到元,只能按照第一个等级来执行医保付费,医院块钱。如此一来,医院就要赔元。

在陈明红工作的呼吸科,老年病人的慢性支气管炎、肺心病和呼吸衰竭往往是住院的大头,可这三者没有一个是省钱的病,住院以后做做CT,抽抽血,用点好的抗生素,几千块就没了。而且这三种病住院时间一般都很长,住院费用也就上去了,超过了医保的第一等级。此外,老年人本身基础疾病就多,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脑梗塞等都是“标配”,住院期间不是治治肺病就行了的。这么一来,元的医保费根本不够用。

医院统计,老年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是1元左右,医院每收治一个老年病人,就要亏块钱。

此外,根据总额预付制的规定,医院提高管理水平,将患者住院费用平均控制在元,那么第二年,医保中心就会将该院的医保支付第一等级调低为元,这就医院的收入。

陈明红无奈地说,“医生的工作本来是治病救人,可现实并非如此,有时候医生已经不得不像个会计家、谋略家,甚至是恶人一样,与患者、与家属、与领导、与医保*策斗智斗勇。”最近,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,“医保最大的恶,是让每个善良的医生不得不去作恶。”

陈明红的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转发与讨论,曾担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的“网红官员”廖新波也承认,“在某种程度上,‘医保的恶’确实存在。”

“简单粗暴。”谈及国内多地实行的总额预付制,段涛和刘凯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这个词。目前,无论医院层面,对于医保经费的管理都是粗放的、水平低下的。朱恒鹏指出,不仅医生要学会和医保共舞,院长们更是如此。很多所谓的“医保之恶”,医院管理没有适应医保管理要求的结果。要督促改进的,不仅是医保,医院院长和科室主任。

另一方面,医保部门的孱弱也是造成问题的根源之一。刘凯表示,医保经办机构无论在人员、资金还是设施配置方面缺乏相应资源。国家对医保经办机构的定位是“小马拉大车”,然而目前这匹“小马”过小、过慢,以致于无力承担费用控制的责任。各地医保部门通常只有几十个人,却要应对成百上千的医务人员和成千上万的参保者,控费有心无力。而且,医保管理人员无论是在医疗知识、精算能力还是谈判技巧方面,素质都有待提高。

据《医院院长》杂志报道,年底,中国的医保经办管理人员与参保人员之比平均值达1:0以上,许多统筹地区甚至达到1:00,远低于大多数社会医疗保险国家1:的平均比例。

医院的超导磁共振成像系统为患者进行检查。医院的各种检查费用,在总的医疗费用中占有较重的比例。图/新华

医院的智慧药房。中国一度是全球“药占比”最高的国家。图/视觉中国

“药占比”与“耗材占比”

以前,医院采购药品与耗材后,可按规定适当加价再出售给患者。在按项目付费时代,医院与医生为了多赚钱、多吃医保经费,往往倾向于多开药尤其是利润更高的“辅助用药”,形成了“以药养医”的局面——中国一度是全球“药占比”最高的国家。

所谓药占比,通俗来说,就是病人看病的过程中,买药的花费占总花费的比例。药占比过高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就被提出来了,此后不断为卫生管理部门所强调,到9年“新医改”时,医院的常规统计与监测指标。

年,国家卫计委出台的《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提出,力争在医院药占比(不含中药饮片)总体降到30%左右。至此,药占比已成为时时刻刻戴在每一名医生头上的紧箍咒。

医院乳腺外科医生吕鹏威在微博上写道:“又收了一个外院断药、来我院打赫赛汀的患者。看着冰箱里几十盒赫赛汀,想想我的药占比,头就大。用吧,药占比超了规定的一倍了;不用吧,可病人确实需要啊!”

赫赛汀是用于治疗乳腺癌的进口靶向药,年与其他多种靶向药一起,进入国家医保目录,其价格也从原先的2.2万元降到了多元。然而,这些进口新药的价格即使相比从前已经大幅下降,但与其他临床药物相比仍旧偏高,从而会使药占比超标,导致医生不愿开、医院不愿进。因此,一些医保覆盖的进口新药,断药新闻屡见不鲜。医药界这么形容此类进口新药——“没进医保,用不起;进了医保,用不上。”

不同科室由于面临的患者与疾病类型不一样,药占比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。张琳琳解释说,儿科主要就是用药,药占比可高达45%;手术科室做的手术多是无菌创口,不需要用抗生素,药占比容易达标,但是耗材比又难降下来;而像呼吸科、泌尿科等一些感染较多的科室,需大量用抗生素,用药量大,药占比就很难控制下来。在这种情况下,医院对所有科室实行一刀切强行要求达到30%,势必会造成一些医生长期药占比超标而被扣钱。

据报道,从0年到年间,医院的门诊药占比从60%左右下降到了48%左右,住院药占比从45%降到了34%左右。然而令人吃惊的是,从绝对值上来看,中国人均医药费用负担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缓解,依然保持快速上升势头。年人均药品费用达到元,年则达到了元。

在药品总费用依然上升的情况,如何做到药占比的下降?这是一道数学题,答案是:扩大药占比的“分母”,即治疗总费用,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给患者多做检查。因此有人说,现在已经从“以药养医”变成了“以检养医”。

方敏(化名)医院负责数据统计工作,医院,为降低药占比、耗材比,一些医生将检查升级,把原本只需拍X光的,升级为做CT;原来只需要做CT的,改为做核磁共振。“我们在检查数据的时候发现,一名急诊科医生的药占比与耗材比非常低,就感到非常奇怪,再仔细看他的诊疗情况,才发现他给80%以上的病人都开了CT检查。”

王大光也表示,医院的高血压病人,医生开的检查能让他们“从头查到脚趾头。查血、内脏、动态血压、动脉弹性,做心电图、CT、核磁共振,一个都不能少,没有万把块钱根本下不来。”

年,国家卫计委宣布,在全国范围内实施“药品零加成”,同时,多地开始计划实施“耗材零加成”,再加上对药占比、耗材比的严格考核,医院能够从药品与材料上赚到的钱越来越少。按照*策设计,医院的这部分经济损失,将由同时涨价的医事服务费来弥补。然而,医生普遍反映,提高后的医师诊金并不能完全填补“药品耗材零加成”造成的窟窿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医院和医生只能将目光转向了检查。在刘*强与刘凯等人的研究中,有受访者表示,“我作为科室主任,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,一是经济效益,二是安全。我给病人做了检查就放心了,并且检查仪器要好。这些既增加了治疗的安全性,也促进了经济效益。所以费用越来越高。我们就和医保中心‘打架’。”

实际上,药占比、耗材比是卫生主管部门制定的,医院的指标,而总额控制是由人社部门出台的、用于管理医保经费的措施。但在实际操作中,这些手段常常混合在一起,成为左右医生临床治疗决策的因素。

对此,一位受访的医保局官员表态说,“实现总额控制是目标管理,也是一个管理措施。在一个合理的诊疗行为中,药占比与耗材比并不重要,但由于药品和材料的占比太大,所以加强药占比等管理也是措施之一。”

然而,在不触及根本的改革中,控制药占比、耗材比,就会衍生出其他问题。“按下葫芦浮起瓢。”段涛说,“由于医学的专业性,医院和医生之间是有信息不对称的。医院院长要想跟医保局斗智斗勇,那太简单了!”

方敏则表示,她们市里也会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抽查。但是,“专家组成员医院,查来查去都是自己人,都是人情,不可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的。”

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医保的目标之一是控费。图/视觉中国

“超级医保局”与“三医联动”

在总额预付制下,医院依然按照物价部门确定的医药价格,医院发生的医保费用,并以此为依据计算医保实际支付额。因此,朱恒鹏指出,所谓“总额预付制”,事实上还是总额控制下的按项目付费制。

为改变这种“简单粗暴”的医保经费管理状态,决策部门并非没有做努力。按人头付费、按单病种分值付费、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(DRGs)等,多种新型的医保支付方式都在全国纷纷试点开来。

广医院推行“按单病种分值付费”的省份之一,医院就开展了这种付费方式的试点。所谓按单病种分值付费,简单地说,就是付费定医院的前三年实际均次医疗费用,同时参考专家意见等其他因素确定。它的特点是,根据各病种的不同治疗费用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确定分值。

方敏说,现在医生看病时,电脑系统里就会随时提示,选择哪种诊断,会花多少医保额度,一旦有超额可能,就及时提醒。这看似很美好,但其实依然有操作空间。“在这种情况下,医生可以尽量往分值高的诊断上靠。诊断上有一点点差别,医保费用可能就会相差两三千块钱。”

医院是山东省第一家试点按医院。该院医保办主任林泉表示,“这个制度实行以后,医保经费是肯定不会穿底了,但医院还是会超支,医院来承担,试点两年以来,我们就亏了万元。”对此现象,廖新波形象地将其称之为“医院成了*府的抽水机”。

林泉解释说,现在的单病种分值付费制不考虑患者的年龄、并发症等其他情况。比如,化脓性阑尾炎与普通阑尾炎的治疗费用就相差巨大,但它们都按一个病种算。在这种情况下,只有接诊患小病、轻症的病人,医院才赚钱。对于一个地方的医院来说,往往接诊的都是危急重症,这样的诊疗做得越多,亏得就越多,医院则赚得盘满钵满。他表示,医院的总账本仍有结余,但因为要拿赚来的钱去填补医保亏空,医院的发展、新医疗技术的应用与医生待遇的提高。

大医院的这些抱怨,在朱恒鹏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他表示,按病种分值付费是在总额控制的大前提下进行的,其核心还是控费。“医保改医院就对了!”他认为,现在全国的医院太多、太大,并处于行*垄断地位,医保经办中心既不能真正取消它们的医保定点资格,医院。医保经费的医院,医院不改革,医保也没法管。

朱恒鹏的看法得到了廖新波的佐证。廖新波表示,在美国,人口增加的同时,大医院数量不增反降,床位超过医院从年的家降到了现在的家。而中国却仍在新建更多更大的医院,很多医院还在疯狂地增加床位数。医院的数量从年的家已经快速增长到年的家。在可预见的将来,中国的这些大型医院的发展红利期将会结束,进入到一个竞争激烈的时期。

“过去,医院是做得越多获得的*府投入就越多,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,将来,随着医改进一步深化,医院将进入以成本为中心的发展阶段。在以成本为中心的时候,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医保经费浪费的问题。”段涛表示。

按单病种分值付费制实际上是国际上通行的“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制”(DRGs)的简化版。包括林泉在内的很多医疗界人士都觉得,DRGs要比现行的分值付费更加精细和科学,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医院已经开始了DRGs的试点。

不过,段涛指出,DRGs的实施前提是,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科学的临床诊疗路径,但是现在,医院数据都是混乱的、不准确的,别说*府部门无法准确、医院的诊疗数据,就连院长也医院的真实数据。

段涛刚当院长时就发现,院办、门诊办、医务科与财务科报上来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,统计时间不一样、统计口径不一样、统计标准也不一样。为此,他成立了一个数据小组,花了近两年的时间,医院的各项数据整理清楚。

他解释说,医院数据主要从病史首页来获得。病史首页包括患者基本信息、住院过程信息、诊疗信息与费用信息。问题是,一份病史首页需要由至少三个人经手:临床医生、编码员、其他信息采集录入人员。要想保证病史首页完成的及时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,挑战非常大。“我们现在的病史首页数据,其完整性准确性连80%都不到。举个例子,对于子宫肌瘤的治疗,不同的医生会使用子宫肌瘤切除术、剜除术、剔除术、挖除术、剥除术等多种填法,实际上它们都是同一种治疗。在这种情况下,数据统计不是会漏掉就是会将其归为不同的疾病。”

段涛表示,现在大家都对新成立的“大医保局”有很多期待,但如果医保局不能全面、系统、准确、医院的诊疗数据并有效地运用起来,对于改变现状依然没有意义。

国家医保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支付方式的改革医院诊疗数据做支撑,医院与医保的数据分析能力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权力非常集中:合并了人保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职责;原属于卫计委的新农合职责;民*部的医疗救助职责;发改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;药品和耗材的招标采购职责;还有权监管医保类医疗服务行为和收费;同时将其征收医保、生育保险费用的职责交给税务部门负责。

医疗新媒体《医学界》的创始人、总编辑陈奇锐因此将其称之为“超级医保局”。他尤其提到,新的医保局有权力决定药品和医疗价格,迫使有关方面从对医保的影响来更科学地制定价格*策。

成立大医保局后,林泉最期待的是药品耗材的定价机制改革。“现在药品的出厂价如果是10块钱,到了*府招标价就成了元。其实,医院药品加成来降低的价格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,从出厂价到招标价这中间的巨大差额,才是导致药品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。如果医保局能够改革这一环节,使药品价格真正降下来,那么医院的医保控费压力也会自然轻很多。”

6月15日至16日,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一行赴福建省三明市,调研医疗保障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工作。胡静林的第一次公开调研活动引发了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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